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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1 20:33:14

                                                              有记者问:据路透社报道,不具名官员称,法国、德国已退出七国集团有关世卫组织改革的谈判,原因是不满美国在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后仍试图主导有关谈判。意大利卫生部称,谈判仍在进行,但意方立场与法、德一致。报道称,美原希领导七国集团于9月推出上述改革路线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今天,这一隔膜似乎变薄了。相伴科学而发展的技术已渐渐深入一般人的世界,科学似乎不再是实验室中一些学者的高深研究。平常人也已深切地感受到,过去基础研究的知识,其实对一般人的生活有至深至巨的影响。例如:高深物理研究,一且转入利用核能的技术可以产生核弹的灾难,然而,驾驭得当的核能又可为人类提供几乎无穷的能源。又如:大量化学制品投入农业,可以增加农作产量,减少病虫害,为人类造福,然而,所谓绿色革命的佳音,不旋踵即为其破坏生态环境而为人诟病。人文学界对于这些问题比较敏感,遂从哲学、文学、史学各个角度,开始仔细审察数理与生命学科在人类世界的角色。

                                                              在心理与生物科学的园地也有重要的変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牛顿的力学世界提出了另ー思考方式,物质与能量在不断转接,不再有一个实在的物质宇宙。海森堡(W. Heisenberg)的测不准理论,考虑到观察与量度所造成的因素,我们是否能够做

                                                              科学家之中,也有些人有同样的敏感,警觉于科学研究是否充分地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权?有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审察科学家的作为及其思想渊源。于是,表面上看来是纯粹独立的科学研究,其实往往不能避免其变化与社会的制约。例如:牛顿的绝对真理及其自然律的观念,是现代科学的主要源头。但是,牛顿这样的宇宙观,却又与其基督教神学的真神及神律有密切的关系。又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当然是现代生命科学的重要基石,但是,社会进化论者将生物进化论的理论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也一一都经历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甚至,希特勒曾假借科学理论,进行其灭种灭族的罪行!

                                                              这一比喻,其实是佛教须弥芥子、永恒刹那的翻版。杨先生对于物理学的欣赏,已由数学进入哲学。我们也未尝不能由此延伸,将数学与哲学也比喻为相叠的叶片,有其同根同源之处。人文与科学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两者都是人类心智中分离而又叠合的两个园地。

                                                              针对纳瓦罗所谓“中国把病毒带到美国”一言论,也有不少网友提出质疑。有网友说,麻烦提供证据,否则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你感慨美国人之间无法好好相处,然后转身发表这样带有极度偏见的言论。这样你看上去有点像伪君子。也有网友提到,美国这么多病例了,让我们困惑的是,你仍然在因为美国的不称职去责怪中国。半个世纪前,C.P.斯诺《两种文化》( The Two Cultures)一书,指出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本来有相当不同的本质,而且彼此逐渐疏远,已有无法沟通之势。五十年后,我们回头重新审视,却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毕竟不是如此深刻。

                                                              有些学者,尝试跨越人文与科学之间的鸿沟,以了解不同学科的语言观念。举例言之,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瑟罗( Lester Thurow)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一方面提出了知识与科技结合的人工智能将是人类文明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借用了地质学的“板块”构造观念,形容五种カ量(或因素)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五块板块之一即是上述的人工智能!同时,他又借用生物学上的断裂后的均衡,来形容一切重新组合之后的崭新世界。正如恐龙主宰的世界,在经历了几乎完全的重击之后,则成为另一个以哺乳类主宰的均衡系统。

                                                              人文与科学之间的樊篱必须拆除

                                                              数理科学的方法学已进入人文研究领域,许多人文与社会学科正在普遍地使用量化方法,将个体的殊相冲销,并注意到群性的共相(也就是陈天机教授所说的,因个体集合而出现的群体特性)。量化方法已普遍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甚至文学的内容分析。一些人文社会研究的宏观理论,不少是从群体线性上发展的研究。量化方法将数学带进了人类活动的研究中,也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上架了一座桥梁。

                                                              同样的反省,也见于社会学科的园地。最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及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与史学,深受韦伯(Max Weber)、马克思(Karl Marx)及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诸人的影响。这些人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不同的理论;然而他们的共通之处,则是指陈了人类对于自身及人类社会的了解与阐释,往往受了各自文化背景与社会地位的影响。例如:韦伯认为,人的经济行为受其宗教理念的制约: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思想及其行为,受其社会地位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此观念削弱了欧洲文化启蒙时代对于“理性”的信念。理性不再是绝对的,则相对的理性又如何能是万世永恒?